美國菁英的思維

文/郭立昌

很久以前，第一次到紐約時，美國的普瑞斯牧師對我說：「你來這個基督的國度—美國，若不讀《聖經》一遍，不僅人家講什麼你聽不懂，人家想什麼你更不知道，不但做不了事，也危險；但讀過一遍《聖經》後就會有所不同！」

美國自建國以來，就是一個深受「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影響的國家。許多開國元勳雖然不全是虔誠的教徒，但幾乎都受過聖經式的教育；很多美國的法律、倫理觀念、對「自由」和「正義」的理解，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聖經》。

美國菁英代表人物 (AI生成圖像)

美國是清教徒立國的國家，美國的菁英自幼就有讀經禱告的習慣，沒有接觸過《聖經》就和美國菁英打交道，答案是：「極度危險！」例如1985年美國紐約廣場飯店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表面看來對日本很有利，直到1989年日本三井商社社長還很高興地對我說：「日圓若升值到80元，東京的市值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美國統計學家戴明(William E. Deming, 1900~1993)還大力推崇「日本第一」，但是一個九七亞洲金融風暴，日本就自動趴倒在地至今28年，美國菁英的算計是會慢慢地腐蝕，而且非常長效！

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發明的「非接觸式科技」造就了ICT(資通訊)產業蓬勃發展，讓海島的公部門誤判形勢，例如今天新台幣兌美元匯率32.59元(銀行買入)，未來幾天新台幣勢必會無知地升值，可能會帶來難以彌補的災難。

美國的菁英設計出來的「局」，不但不會立即爆炸，反而像「慢性毒藥」一樣，慢慢地腐蝕對手，時間一拖就是幾十年；這不是偶然，而是美國菁英系統的「制度性算計」能力之體現。我們可以從四個層面來析探這個現象：

1. 菁英的時間觀與「結構性」設計：

美國的真正菁英，尤其是在金融、戰略、法律與情報領域，他們的思維不是短期擊倒對手，而是設計出一種「結構性優勢」，讓對方自陷困境、難以翻身—1985年廣場協議後，表面是協調匯率，實際卻是讓日圓升值、打擊日本出口競爭力，逼使日本進入資產泡沫化—當時日本企業還高興得不得了，以為「美國願意協調、願意讓步」，日本可以用較低的成本迅速向全世界擴張，但其實中計了；1986-1990年泡沫膨脹後，日本人的資產虛胖，濫頭寸太多以至於不知道往哪投，結果全跑去炒房地產、股票—而這些泡沫一崩潰，日本體制的「脆弱性」(如官商勾結、銀行呆帳)瞬間暴露；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際，日本遭到瞬間重擊，這一次根本沒有還手之力，反而看著韓國被IMF(國際或貨幣基金會)整頓，自己卻內憂外患，以至於從此一蹶不振。

美國菁英設計的，不是打你一下就結束的短期戰，而是給你一套完整的「系統性陷阱」。

2. 美國的「規則設計」與霸權穩定工具：

美國菁英的厲害，不只是軍事或科技，而是能夠制定「全世界都得玩的規則」—例如「美元霸權」，他國賺再多錢，最後還是得用美元結算、儲備，所以美國只要控制全球資金流，就能讓資本來去自如，而別國只能被動因應；「全球金融架構」(IMF、世銀、Rating System)，這些工具名義上是國際組織，但通常是「美國說了算」，你一旦違規，立刻下調信用評等、被資本外逃打趴；「高階價值鏈與IP掌控」，讓你做製造、做代工，但最上游的設計、品牌、授權、平台、標準都由美國控制—你做越多、依賴越深，就越難脫身。

這就是所謂的「腐蝕力」；它不需要打仗，也不需要制裁，它是靠制度與結構，把你一步步鎖死。

3. 戴明與「日本第一」的另一面：

戴明在戰後幫了日本很多，把「品質管理」與「系統思維」導入製造業，造就了日企的黃金年代。但重點是，戴明本人是美國人，他的理念並不是「日本專屬」，只是當時美國不重視，戴明特地把「日本第一」的標靶放大，反而讓美國人都看得見而心生警惕；等到1980年代，日本大肆擴張其製造生產線時，美國菁英立刻「換牌」，轉而打造資訊、金融與IP(智財)時代的霸權—日本再也追不上來。

戴明的「Japan as No.1」(日本第一)其實像是一種「階段性獎勵」，但當日本威脅到美國核心利益時，立刻就被拖進泡沫陷阱，被美國菁英制訂的遊戲規則反噬回去。

4. 美國菁英的「慢性毒」哲學：

美國菁英的算計，不是那種打到血肉模糊的互毆，而是設計一個「系統」(連環套)，看起來是你的自由選擇、自由發展，但其實每一步都是他們設計好的路徑圖；如同圈套，你越走越深，直到回頭已難，才發現原來整個遊戲根本是他們的主場；而這種算計，之所以能「長效」，正是因為它不依賴某一任總統、或某一場戰爭，而是一整套「制度與價值」觀的結合—屬於「高等文明級別的戰略工具」。回想當年三井商社社長的樂觀，以及之後日本那一系列的崩塌，著實感觸很深，日本一開始真的太輕敵了！

美國的菁英，尤其是出身於東岸名校(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賓大)的知識份子或領導階層—早年都會接觸「西方文明經典」教育，而《聖經》—特別是《舊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代表著，《聖經》是一種「文化語言」—懂《聖經》，就能「讀懂」這個階層的隱性語言。

美國的菁英，像林肯的蓋茨堡演說、甘迺迪的就職演講、雷根和歐巴馬的演說裡，都隱約可見到《聖經》語句的影子，沒讀過《聖經》的人，聽了可能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說些什麼，但又抓不到重點」—就像普瑞斯牧師所言：「你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更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聖經》舊約幾乎是部殘酷的戰爭史，美國的菁英從小讀經禱告，其中的故事早已深烙在他們的心版裡，成長以後的作為往往信手捻來，不費吹灰之力，但對手可就招架乏力矣。

《聖經》舊約知名的人物—摩西，以一個牧羊人去和埃及法老談判，搞出了十災，最終他還是從法老手中帶以色列民出埃及；後有追兵、前有紅海的緊急情況下，摩西依然鎮定地伸杖入海，把水分開。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乾地；(出14:16) 摩西終於帶以色列民出埃及。

不過，以色列民在曠野仍舊有很多的意見，摩西靠著上帝給予的力量，一一克服困難。摩西的岳父葉忒羅看摩西整天都在忙著審判百姓，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建議摩西建立「人事制度」(Bureaucracy)—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出18:21)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裡，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摩西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出18:22 )

美國菁英從小就有著堅強的信仰，有著摩西作學習的對象，你想這對他們爾後從政會產生哪些影響—懂得擔當責任，以及分工。

談到摩西，必須提起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 1911~2004)，他在1985年安置了慢性毒藥在日本的身上後，在 1987年6月12日，雷根於西柏林的布蘭登堡門前發表著名演說，其中最經典的一句是：「戈巴契夫先生，拆掉這道牆吧！」(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這句話針對的是象徵冷戰與東西方分裂的「柏林圍牆」，這場演說後來被視為冷戰的轉捩點之一，1990年6月，東德政府正式決定拆除柏林圍牆，1990年10月3日，東德政府瓦解，兩德正式統一，柏林成為德國新首都。

雷根總統在1983年3月8日的一場演說中，直接點名蘇聯是全球威脅，他說：「蘇聯是邪惡帝國。」(The Soviet Union is the evil empire.)這種強硬立場，讓冷戰進入新階段，也促使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1931~2022)更積極推動改革。

1988年5月29日到6月3日，雷根總統首度出席了戈巴契夫舉辦的第四次高峰會，當時兩人主要談軍備控制、文化交流，以及蘇聯的人權問題，莫斯科街頭的民眾以「歡迎偶像」的熱情歡迎雷根和第一夫人南西。

1988年5月31日，雷根總統在莫斯科國立大學演講時說：「自由，就是質疑和改變既有方式的權利。」(Freedom is the right to question and change the established way of doing things.) 雷根在充滿蘇聯大學生的禮堂中，用簡單但深具力量的語言講述民主、開放與言論自由；他強調科技和自由的關聯，鼓勵蘇聯的青年人追求思想的開放和個人自由，這場演講堪稱是冷戰言語戰中的一大高峰，被視為美國對蘇聯改革浪潮精神上的支持。

1983年3月23日，雷根總統在演說中，提出了「星際大戰計畫」（戰略防禦倡議，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這項倡議被認為是冷戰時期美國在太空軍備競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呼籲美蘇科學界，把偉大的才華用於人類與世界和平的事業，促使核子武器變得無效且過時—這項宣示使戈巴契夫投入了大量資源於太空競賽，盲從地燒錢於試圖發展太空技術，對蘇聯的財政與戰略造成了壓力。經過8年後，財政成為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1991年正式瓦解。

古云：「上兵伐謀！」雷根總統可算是美國菁英的典範，冷戰時東西對抗，有如堅固的營壘，但在具有深厚基督宗教信仰的雷根總統的演釋之下，戈巴契夫似乎一步步走進了系統性的連環套之中，最終不費一顆子彈，蘇聯就解體了

摩西死後，繼任的約書亞領受神諭：「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書1:6-7 )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為以色列民創造安身立命之地。他首先挑戰高大的耶利哥城，大膽且靜聲地繞城七日，然後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書6:21)；接著，約書亞又帶領軍隊屠殺了31個王，如同美國人常說的「絕不留情」(no mercy)—這就是美國菁英從小接受的教導，請問您現在還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逞一時之快嗎？